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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讀書經驗

發布時間:2019-07-17 作者:曹聚仁 來源:中國教師報

隨看隨想

曹聚仁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記者、作家。本文回憶自己從幼年到青年的讀書經歷,沒有什么具體的方法。但是,作者讀書生活中那種一以貫之的獨立思考、批判精神卻躍然紙上。每個讀書人都會有自己的讀書經驗,但每一個人都有其不同的獨特經歷。閱讀曹先生的讀書經驗,恐怕更重要的還是回到自身的反省上,省察自我的閱讀是不是變得貪多務得、細大不捐,沒有經過獨立思考這把篩子的處理,變成了兩腳書櫥。(楊贏)

中年人有一種好處,會有人來請教什么什么之類的經驗之談。一個老庶務善于揩油,一個老裁縫善于偷布,一個老官僚善于刮刷,一個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,這些都是新手所欽佩所不得不請教的。好多年以前,上海某中學請了許多學者專家講什么讀書方法讀書經驗,后來還出一本專集。我約略翻過一下,只記得還是“多讀多看多做”那些“好”方法,也就懶得翻下去。現在輪到我來談什么讀書的經驗,悔當年不到某中學去聽講,又不把專集仔細看一看;提起筆來,覺得實在沒有話可說。

記得四歲時,先父就叫我讀書。從《大學》《中庸》讀起,一直讀到《綱鑒易知錄》,《近思錄》;《詩經》統背過九次,《禮記》《左傳》念過兩遍,只有《爾雅》只念過一遍。要說讀經可以救國的話,我該是救國志士的老前輩了。那時候,讀經的人并不算少,仍無補于滿清的危亡,終于做勝朝的遺民。先父大概也是維新黨,光緒三十二年就辦起小學來了;雖說小學里有讀經的科目,我讀完了《近思錄》,就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高等小學圖文教科書》;我仿讀史的成例,用紅筆把那部教科書從頭圈到底,以示傾倒愛慕的熱忱,還換了先父一頓重手心。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讀《看圖識字》,那上面有彩色圖畫;趁先父不在的時候,我就搶過來看。不讀經而愛圈教科書,不圈教科書而搶看圖識字,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、江博士江亢虎的“讀經”“存文”義法看來,大清國是這樣給我們亡了的;我一想起,總覺得有些歉然,所以宣統復辟,我也頗贊成。

先父時常叫我讀《近思錄》,《近思錄》對于他很多不利之處。他平常讀《四書》,只是用朱注,《近思錄》上有周敦頤、張載、邵雍、程明道、程伊川種種不同的說法,他不能解釋為什么同是賢人的話,有那樣的不大同;最疑難的,明道和伊川兄弟倆也那樣不大同,不知偏向那一面為是。我現在回想起來,有些地方他是說得非常含糊的。有一件事,他覺得很驚訝:我從《朱文公全集》找到一段朱子說岳飛跋扈不馴的記載,他不知道怎樣說才好,既不便說朱子說錯,又不便失敬岳武穆,只能含糊了事。有一年,他從杭州買了《王陽明全集》回來,那更多事了:有些地方,王陽明把朱熹駁得體無完膚,把朱熹的集注統翻過身來,誰是誰非,實在無法下判斷。翻看的書愈多,疑問之處愈多,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已經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。

我的姑夫陳洪范,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辯為人們所愛好,亦以此為人們所嘲笑,說他是“白痞”。他告訴我們:“堯舜未必有其人,都是孔子、孟子造出來的。”他說得頭頭是道,我們很愛聽;第二天,我特地去問他,他卻又改口否認了。我的另一位同學,姓朱的;他說他的祖先朱××于太平天國亂事初起時,在廣西做知縣;“洪大全”的案子是朱××所捏造的。他還告訴我許多胥吏捏造人證物證的故事。姑夫雖否認孔孟捏造堯舜的話,我卻有點相信。

我帶著一肚子疑問到杭州省立第一師范去讀書,從單不庵師研究一點考證學。我才明白不獨朱熹說錯,王陽明也說錯;不獨明道和伊川之間有不同,朱熹的晚年本與中年本亦有不同;不獨宋人的說法紛歧百出,漢、魏、晉、唐多代亦紛紜萬狀;一部經書,打不清的官司。本來想歸依樸學,定于一尊,而吳、皖之學又有不同,段、王之學亦有出入;即是一個極小的問題,也不能依違兩可,非以批判的態度,便無從接受前人的意見的。姑夫所幻設的孔、孟捏造堯、舜的論議,從康有為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新學偽經考》找到有力的證據,而岳武穆跋扈不馴的史實,在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得了確證。這才恍然大悟,“前人恃胸臆以為斷,其襲取者多謬,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。”(戴東原語)信古總要上當的。單師不庵讀書之博,見聞之廣,記憶力之強,足夠使我們佩服;他所指示正統派的考證方法和精神,也幫助解決了不少疑難。我對于他的信仰,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。

然而幻滅期畢竟到來了。五四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思潮,使我們厭倦于瑣碎的考證。胡適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帶來實證主義的方法,人生問題、社會問題的討論,帶來廣大的研究對象,文學哲學社會……的名著翻譯,帶來新鮮的學術空氣,人人熾燃著知識欲,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。在整理國故方面,梁啟超的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,顧頡剛的古史討論,也把從前康有為手中帶浪漫氣氛的今文學,變成切切實實的新考證學。我們那位姓陳的姑夫,他的幻想不獨有康有為證明于前,顧頡剛又定讞于后了。這樣,我對于素所尊敬的單不庵師也頗有點懷疑起來。甚而對于戴東原的信仰也大大動搖,漸漸和章實齋相近了。我和單不庵師第二次相處于西湖省立圖書館(民國十六年),這一相處,使我對于他完全失了信仰。他是那樣的淵博,卻又那樣地沒有一點自己的見解;讀的書很多,從來理不成一個系統。他是和鶴見輔所舉的亞克敦卿一樣,“螞蟻一般勤劬的學殖,有了那樣的教養,度著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,卻沒有留下一卷傳世的書;雖從他的講義錄里,也不能尋比一個創見來。他的生涯中,是缺少著人類最上的力的那創造力的。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樣,吸收了知識,卻并一泓清泉,也不能噴到地上面來。”省立圖書館中還有一位同事——嘉興陸仲襄先生也是這樣的。這可以說是上一代那些讀古書的人的共同悲哀。

我有點佩服德國大哲人康德,他能那樣的看了一種書,接受了一個人的見解,又立刻能把那人那書的思想排逐了出去,永遠不把別人的思想磚頭在自己的周圍砌起墻頭來。那樣博學,又能那樣構成自己的哲學體系,真是難能可貴的!

我讀了三十年,實在沒有什么經驗可說。若非說不可,那只能這樣:

第一,時時懷疑古人和古書;

第二,有膽量背叛自己的父師;

第三,組織自我的思想系統。

若要我對青年們說一句經驗之談,也只能這樣:“愛惜精神,莫讀古書!”

(選自《閱讀的危險——大師的讀書經驗》,安悱主編,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)

《中國教師報》2019年07月17日第9版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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